文 | 职场人类学实验
最近职场上的不少朋友都在遭遇压力测试。
我在民企的朋友抱怨说，最近公司变相延长工作时间，中午午休时间减少，晚上下班时间推迟，变相加班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在做压力测试，看谁忍受不了离职，老板省了一笔“N+1”。
在国企的朋友则郁闷说，公司要办运动会，最近忙着排练走方阵喊口号，还要练习举牌。因为表情不够饱满到位还被领导骂。这也是一种压力测试，测试的倒不是是否想离职，而是是服从性。
两者状态的差别，也说明了当下就业市场的现状。理解这种职场“双轨制”，还是要“钱”出发。
某南方发达地区市政府官微发布了一份2025年重点项目计划，提到共安排省、市重点项目601项，总投资约9769.49亿元，年度计划投资1209.34亿元。601项重点项目主要投向产业工程、基础设施、民生保障三大重点领域，年度投资占比分别为68.46%、25.77%、5.77%。
产业工程、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这三部分的占比值得细看，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政府的“分钱逻辑”。和2024年相比，该市的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的投资有所减少，产业工程项目数量和投资都有大幅提升。产业工程的数量增加约17.89%，年度计划投资增加约12.24%。
占大头的产业投资到底投向了哪里？根据官方的介绍，产业工程项目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产业、新材料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绿色低碳、现代服务业、传统产业升级、农林牧渔项目等。
拿到政府钱多的地方，自然过的就舒服。享受产业投资与基建红利，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赚“消费者”的钱，工作状态自然不一样。
虽然，对于名校毕业的工程师人才而言，这些项目应该还是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，但整体高端制造业带来的就业增量不如服务业。金融、法律、财务、营销等专业服务型人才的机会，也会少得多。
另一个影响普通打工人的问题是，当下许多城市的这类项目带来的财富再分配与就业机会，是否必遵行绩优原则？
绩优主义（Meritocracy）是一个最近被讨论的比较多的概念。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在2024年底的一次演讲中说：“我们中国有一种‘绩优主义’的传统，简单说就是如果你比别人更聪明，你比别人更努力，那么你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。”“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情况，我再努力，我不可能像以前增长的那么快了，我爬社会阶梯的速度不如以前快了，那大家开始要焦虑了，所以有焦虑就有内卷这个词。”
绩优主义带来了效率提升，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阶层流动。从科举制度到高考制度，绩优主义其实是不少基层打工人奋斗的“基石”。
这几年职场的变化，冲击着绩优生们的价值观。那 两位正在经受“压力测试”的朋友都是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的“好学生”，所谓绩优体系下选拔出来的拔尖人才。但他们都陷入了无意义的身心消耗。
他们发现，分钱的逻辑并非自己所想的那样，也许公司运动会上步子走得整齐的人，反而比努力拿更好业绩的人工资更高，前途更好。世界充满随机性，承认“选择比努力重要”，自然要面临“绩优主义”被瓦解的局面。
跟随绩优主义瓦解的，是工作的意义。
小红书上，一位自称清北金融专业毕业生说，自己毕业后加入某香港投行，工作一年被裁。这反而让他松了一口气。“第一次感到踏实与轻松”。
她说，因为在投行工作时，长时间高压工作司空见惯，忙了一天没吃饭，下午饿到在pantry吃了一包放在咖啡里的白糖，凌晨3点还在加班。周围的人要么在抱怨，要么在骂人，层层发泄压力，但同时每天还要维持高消费的精致生活，身心俱疲，其实也存不下什么钱。
这条笔记下的一条高赞评论说：大厂IT牛马，除了没有精致卷，其他雷同。我同事有个精确描述：火箭速度原地打转。
也有人在评论里劝她，及早逃离精致消费陷阱，释放压力的方式不一定要高消费，可以是运动晒太阳。降低对工作的期待，既然都会被裁，那就把自己当作打工的空心人，能多打一个月，就可以多入帐一笔工资。
“打工的空心人” 这个词总结得恰如其分。 绩优生们对工作意义的共识正在破裂。一路都是“好学生”的金融精英与IT码农们，也举起了反卷大旗，不想把人生简化为KPI竞赛。
越来越多的绩优生们决心纠正“归因偏差”，既不 助长成功者的自我傲慢，更不愿意陷入失败者的自我归因。 这些学业与能力均出众，在职场中属于“恪尽职守”“很好用”的一群人，现在正在努力反对过去的自己。
互联网大厂里的超长工时和“过劳死”，在这种时候就更容易引发强烈的讨论。大家不愿意加班，既是因为付出与回报不对等，也是因为工作意义的瓦解。
老板们不能一边解读“选择为何比努力重要”，一边又要员工们勤勤恳恳加班。当互联网大跃进的时代过去，加班未必能避免被裁，努力未必能获得一个好绩效，更无法保证35岁以后有个好生活。在 无差别裁员、权斗和“草台班子”的瞎折腾面前，似乎唯有存钱最真实。
被工作意义伤透了心的绩优生们，终于开始狠下心来存钱了。
Jerry在2018年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毕业，0经验转行产品经理，自述从年薪20万到年薪50万只用了5年时间。但在过去一年，他连续失业三次，经历了人生的低潮期。失业的日子，他在小红书上开失业互助直播间，和各种人分享经历互相鼓励，逐渐摆脱了“被裁羞耻”。和他交谈时，他说，不会把被裁“自我归因”成自己的错，更愿意大方地喊出“我就是运气不好怎么样？”
Jerry说，他和老婆现在都是省钱星人，愿意为旅游和体验花钱，但绝不会被各种消费主义风潮蛊惑。他身边不少朋友并不缺钱，但不背贷款不乱花钱，以省钱为乐，这是他们对抗失业的底气。
既然如此，就业市场必须面对这一现实，老板和打工人需要基于“钱”来构建新的工作共识。
市场经济，大家不必有金钱羞耻。 情怀与职业意义依然重要，但用作金钱回报不足时的“补偿物”，老板们要慎重。相反，这些都应该是钱给够了之后的“增值产物”。
穷人难做慈善。绩优生们想明白了，有钱有闲之后，方能有更多时间和空间追求人生的意义，钱买可以买来自由的时间，支撑自己做有更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不是还房贷。 人生需要意义，但人生的意义并不完全通过工作来构建，尤其当一代人的生活更为丰盈以后，工作价值与人生价值也就不再需要紧密捆绑。
钱是价值的尺度。如何直面“赚钱的共识”，构建工作契约和正向激励机制，将是下一个阶段企业管理和人才吸引的核心课题。
